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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收入角度来看，公司2018年上半年销售整车收入为4439.9万元，按照54.8万元（16%的增值税）的创始版单价计算，公司截止6月底前确认收入的新车销量约为94辆。从上牌量来看，公司上半年累计上牌的ES8总计为118辆，主要上牌地为安徽省和上海市。其中5月、6月的上牌量分别为38辆和76辆。

此外，四川省自贡市、山东省威海市也分别发布了“31条措施”的具体实施意见，继续为台企台胞提供更多同等待遇，分享大陆发展机遇。责任编辑：柳龙龙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，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很高的关注。6月10日，彭博社发消息称，阿里巴巴目标是数周内提交香港上市申请，选择中金公司和瑞信牵头安排香港的股份发行。虽说阿里对外依旧是对市场传言不予回应，但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报道阿里巴巴二次赴港上市的消息，在美股研究社看来其实阿里赴港上市也并非不现实的问题。

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，银行的作用凸显，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。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，在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.5%，1979—1982年，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，其中有82%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，只有18%是财政拨款增加的。自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后，1979年银行正式确立了技改贷款的信贷计划与资金规模，此后逐步介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。从1981年起，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，实行了“拨改贷”改革。1983年，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，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、银行两家管理，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管理。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，农、中、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“大一统”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。1983年9月，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。1984年1月，中国工商银行单独成立，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。一个“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，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，多种金融机构并存”的“真正的银行”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。此后，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，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十倍、百倍地增长，充分发挥了聚集、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，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，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，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，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。

点评 郭田勇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）由于我国的金融资源区域分配不均的现象尚存，银行业也存在“起点不公”的问题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在该地持牌经营的金融机构在吸纳优质金融人才、金融资源和开展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而部分城商行在总行所在地发展业务和运用资金上却受到限制。

袁仁国30岁时成了厂里最年轻的车间主任，他曾感慨：“当时厂里有4个制酒车间，我在最大的车间当主任兼书记……这三年的车间主任对我锻炼是最大的……其他制酒厂房都是一层，我们车间制酒厂房分两层，就是为了尝试两层楼发酵烤酒。”1989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彩的一年。当年，茅台在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被拒，理由是茅台酒厂作坊式的生产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。袁仁国向管理层主动请缨，进京争取。在北京，他做了3个多小时的陈述，终于打动了分管领导。3个月后，茅台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。后来，袁仁国担任“上等级办公室”主任，全力为评选做准备，那段时间他基本没有回家。半年后，轻工业部考核专家进场考核。1991年，茅台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。正是由于这件事，袁仁国的能力得到了茅台高层的重视，他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，跻身高层。此时他只有35岁，再次刷新了所任职位的最年轻纪录。
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。三年来治理、整顿金融秩序暴露出来的银行坏账堆积、财务亏损、经营财政化、风险不能自担等问题，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银行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，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，之后主要采取了四大措施：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，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；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，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；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，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.4万亿元（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.14万亿元），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；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，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，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。这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。